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主席敦促欧盟和美英全面解除对委制裁

参见陈占旭:《关于深化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载《公安研究》2003年第7期。

[4]简言之, 基本权利滥用就是指权利的行使与其意义相反或者滥用的行为不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内。[11]比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 一个社团如果仅仅把宗教理论作为借口, 实际上只是在追求经济利益, 并不属于《基本法》第4条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对象。

[33]同时, 从有效的宪法保护的角度, 丧失决定必须与对被申请人的危险性的诊断相适应。[30]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9. [31]BGHSt 17, 42. [32]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0. [33]Markus Thiel, Die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gem??Art.18 GG, in:ders. (Hrsg.) , Wehrhafte Demokratie:Beitr?geüber die Regelungen zum Schutze d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3, S.160. [34]Hans-Ullrich Gallwas, Der Mi?brauch von Grundrechten, DunckerHumblot, Berlin, 1967, S.137. [35]Markus Thiel, Die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gem??Art.18 GG, in:ders. (Hrsg.) , Wehrhafte Demokratie:Beitr?geüber die Regelungen zum Schutze d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3, S.160. [36]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23. [37]Walter Schmitt Glaeser, Mi?brauch und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im politischen Meinungskampf:Eine Untersuchungüber die Verfassungsschutzbestimmung des Art.18 GG und ihr Verh?ltnis zum einfachen Recht, insbesondere zum politischen Strafrecht, Verlag Gehlen, Bad Homburg v.d.H., Berlin, Zürich, 1968, S.206ff. [38]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41. [39]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3, 882. [40]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43. [41]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44. [42]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6-967. [43]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82. [44]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94. [45]参见程迈:《民主的边界---德国〈基本法〉政党取缔条款研究》, 《德国研究》2013年第4期, 第4-24页。因为它不仅仅是与民主的敌人战斗, 而是防范和阻碍他们的政治影响。对于前者, 施内勒认为, 基本权利同时丧失只发生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发生交叉的情形, 这是一种基于基本权利竞合而发生的附随效应, [28]这与滥用职业自由本身导致职业自由丧失并不相同。如认为职业禁止的法定最高期限仍不足以防止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的, 可永远禁止其执业。

[6]因此, 在基本权利滥用问题上一直存在民法理论与宪法理论的争论。基本权利丧失是基本权利主体滥用其权利的结果, 并非公权力介入的结果, 因此属于内在限制。其三是超越传统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引入行政政策学、行政过程论和行政规制论的理论分析工具，为面向区域行政的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可能性。

立足于我国区域行政实践，政府行政权异化问题较为突出。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提出，行政法的思考绝对不能滞留在以个别过程或个别行政决定的微观效力上。基于此，有必要面向我国区域行政的真实过程，借鉴行政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推动面向区域行政的行政法的发展与变迁。区域均衡、区域平等、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区域发展目标成为行政法的价值目标。

一方面应尊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缓和对区域的经济性规制。区域经济一体化超越了固有行政区划界限，形成各种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经济区域。

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的矛盾倒逼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不断进行调适与变革。作为一种综合性行政活动和新兴行政现象，行政规制未能被传统行政行为理论所涵盖[20]（P17）。在我国区域行政实践中已形成了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等五种法律治理方式[2]（P107）。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区域一体化实践也成为推动行政法学理论更新与行政法制发展变迁的动力之源[4]（P92），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制在回应区域行政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推动行政法自身的发展变迁。

进入专题： 区域行政 区域一体化 。与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自然演进的发展路径不同，我国区域一体化是行政主导之下的一体化。传统行政法不足以描述和解释区域行政的真实过程，也难以应对区域治理的现实需求。（一）提升行政法的区域回应性 传统行政法在功能定位上坚持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法的第一个定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强调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功能。

在行政与法律的矛盾张力之下，区域行政推动行政法功能与任务、调整范围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13]（序言P1）行政相对于人与行政主体的外部行政关系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轴。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在行政规制理论的视野下，这种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运用行政权规制区域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一种行政规制活动。

行政法则赋予行政权以硬性的法律约束，并为行政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但区域行政本质上是政府间行政，包括区域上下级政府的纵向行政关系和区域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行政关系。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区域政府间竞争内耗问题突出，区域社会发展成本、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高居不下。但行政本身即含有行政机关做出决策和形成公共政策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还是区域行政协议的缔结与履行，区域行政以区域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也会具有外部效应，对区域行政相对人产生间接的权益影响。行政与法律之间的固有矛盾推动行政法的发展与变迁。

随着传统的秩序行政、警察行政逐渐向服务行政、福利行政、给付行政、引导行政等新形态拓展，传统行政法无法律即无行政的严格控权理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以修正。从区域实践来看，传统单方行政、强制行政已经无所适从，区域行政唯有通过协作方能实现善治。

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提出：行政不限于法律的执行，行政机关还承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而一般地产生于法律委托的任务。传统的控制性规制手段已不合时宜，应注重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等柔性化和激励性规制工具的运用。

为弥补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不足，日本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引入行政过程概念，形成行政过程论。如果以传统行政法为参照系，这些区域行政行为方式并不直接影响外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传统行政的单方性、强制性色彩正在逐步褪去，行政活动的柔性化和灵活性特征逐步彰显。

再则，区域政府间协作机制缺位，区域政府各自为政，加剧了区域条块分割。同时，行政法需要深入区域行政过程的各个环节，对各阶段和各种形式的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进行评价，进而面向区域行政的整体真实过程进行制度设置，从而提供区域行政系统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区域行政并不直接针对外部行政相对人关系，也不直接设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在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协作行政模式正在逐步生成。

区域行政的兴起对行政法律制度变革提出了新要求，行政法需要重视区域行政过程中的软法之治，并适时推动软法的硬法化，为区域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法治保障，从而有效规范和约束区域政府行为。在区域行政过程中，政策问题与法律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

进而，行政法应当关注区域公共政策的法律表达[18]（P75-85），依靠政策分析、绩效评估、利益衡量等政策方法，将理论视野延展到区域行政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全过程之中，建构以区域政策协调为目标的行政决策程序，并对区域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法律规制和政治控制。简言之，区域行政本质上是区域政府间的内部行政。

行政法 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与重要趋势。在区域实践层面，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科层制为特征、以属地管辖为原则的行政区行政模式面临区域治理困境，行政区划的法定疆界日益受到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冲击。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区域政府间竞争内耗问题突出，区域社会发展成本、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高居不下。（四）区域政府间协作行政模式的生成 协作本来就是公共行政的一项主要功能。三、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拓展：从外部行政转向政府间行政 行政法是法治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规定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6]（P5）由于公法中的功能主义风格更容易契合于当代的法律经验，严格规范主义的公法控权模式，逐步向功能主义的公法控权模式演进[7]（P346）。

这揭示了我国区域行政的主要特征——区域调控。其三是超越传统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引入行政政策学、行政过程论和行政规制论的理论分析工具，为面向区域行政的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可能性。

立足于我国区域行政实践，政府行政权异化问题较为突出。在区域行政过程中，即使区域行政规划、区域行政协议等政府间行政活动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从而具有一定外部效应，政府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相反，应当朝宏观的行政过程去思考，而且朝更深的方向去思考[16]（P10）。区域政府间协作行政模式超越了传统行政区行政和部门行政分散治理的行政格局，成为行政法回应与发展的动力。